纠正和克服语言不文明、行为不规范的问题。
由于严打期间重典滥用，造成了轻罪重判的普遍现象，被判刑人员普遍带着自身的怨气和社会仇视感，服刑过程中交叉感染严重，导致了在出狱后报复社会，升级犯罪的现象，形成了恶性循环。英国则在自由主义倡导下鼓励公民积极进入市场，国家提供保障。
韦尔菲尔德在对住房和城市发展部丑闻的研究中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在高度不可预测性的风险社会中应从什么视角重新认识犯罪、风险是如何影响犯罪，如何形成犯罪自身与风险相契合的特殊影像，以及如何有效治理犯罪值得探讨。这种市场环境使具体的个人和团体失去对事物的控制，这样的机制越具有全球性，这种趋势就越明显。一方面，动力源的本质在于风险社会中同犯罪的社会负性价值呈正相关的系列风险因子，亦可称为犯罪的风险源，即能够加剧一个人由正常人向犯罪人转变的不确定性，促使部分比例的社会事件向犯罪事件发展的可能性。卡斯帕森注意到，被行业专家们评定为较小的风险事件往往引起巨大的公共反应，伴随着对经济社会的重大冲击。
[11]因此，传统的传媒，网络上的个体传播者以及专家对于风险评估的争论都有可能造成风险放大。[14]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必须对某些常发犯罪增长刑期，对于某些泯灭人性的犯罪人要判处死刑，减少社会的犯罪流存因子载体。这就需要建构一个基本权利限制的限制的教义学体系，这个体系可以包含两个基本层次：（1）法律保留原则的确立与类型化。
（2）限制是否合乎比例原则。[39]价值决定如此轻易的扩散入请求权，导致的必然是宪法的确定性的动摇。在人权进入宪法基本权利章的第一个条文后，通过抽象出基本权利主体的概念来涵盖外国人和无国籍人，才有可能进一步分析：哪些基本权利依其性质是可以由外国人享有的，[92]哪些基本权利则仅为公民所独享，并确立相关的法律标准。宪法第33条第4款：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是对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关系的集中规定。
美国的法学被认为具有强烈的个案分析的倾向，是典型的以问题探讨法为进路的，但是这并不妨碍其仍然存在相当程度的体系化。但在大学名额案[26]等判决中，联邦宪法法院却确认，关乎人的生存的基本权利，如果国家不给付，就是侵犯基本权利。
考虑到美国法官极少参考外国法的传统，此种暗合只能被解释为是人类思维方式的共通性和普适性。从体系关联上看，这一条款显然是为前面列举的基本权利设定了一个概括限制条款。（2）基本权利的制度理论。基本权利被看作是对政治与社会有着重要功能的制度，但对基本权利做制度化思考还有另外一个层次。
[19]宪法法院认为，基本法在明确列举了良心自由、言论自由等基本权利之外，又规定一个一般行为自由，显然是针对那些未被特别保护的生活领域。在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中要去分析：（1）基本权利保护什么人，或者说谁得主张基本权利，也就是基本权利的主体问题。参见前注12，颜厥安书，第13页以下。[94] 参见苏联1977年宪法序言及第55条。
那么应如何衡量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使得国家对基本权利的限制不至成为恣意的基本权利侵害呢？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所通行的比例原则良资借鉴。第19条第4款作为首要的程序权条款。
[5] Uwe Volkmann, Ver?nderung der Grundrechtsdogmatik,JZ2005,S.262(263).[6] Robert Alexy, Theorie der juristischen Argumentation,1991, S.311.[7] M.Jestaedt, Grundrechtsentfaltung im Gesetz,1999,S.2.[8] Vgl.W. Cremer, Freiheitsgrundrechte,2003,S.16.[9] [美]约翰?亨利?梅利曼：《大陆法系》（第二版），顾培东、禄正平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65、66页。然而在2004年修宪中，人权进入第33条，具有抽象性、普遍性的人可否主张原本仅得由公民主张的基本权利，就成为宪法解释上的问题。
所以，对基本权利的理解，仅将其作为请求权或者价值就是不充分的，而是要去研究其在不同层次上的制度化，这就是基本权利的多重功能性（Multifunktionalit?t der Grundrechte）。这个体系仅仅着眼于宪法规范中被封闭起来的部分规范，使得其与宪法的其他部分的联系在功能上和规范上都极狭窄，这导致了其是不可接受的。[56]宪法思维作为一种法律思维，宪法判断作为一种法律判断，显然不能容忍被政治观念甚至意识形态绑架。通过此种基本权利功能的体系化，可以对基本权利的规范内涵，也就是基本权利主体可以主张什么，国家应当承担怎样的义务进行精细化的研究。仅有法律保留原则这一形式上的限制，对于有效控制公权力干预基本权利而言还是不够。传统上只是针对国家的排除侵害请求权或者不作为请求权，而现在，则可以从基本权利中导出给付请求权或分享请求权，也就是要求国家积极帮助，提供各种物质和制度条件的请求权。
在面对现实出现的新问题的时候，客观法功能的开放性也可以使得宪法解释的新的突破找到教义学上的基础。参见郑贤君：《基本权利原理》，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31]黑塞也指出，基本权利是一种对根本性内容的保障，也就是针对那些最容易被威胁到的生活领域的保障，所以也不应被理解为是封闭无漏洞的。该款规定：对基本法的修改，不得影响联邦由各州组成的事实，不得影响各州参与立法以及基本法第1条和第20条所规定的原则。
而在具体基本权利领域，也会发展出进一步的类型框架，比如关于言论自由，就有所谓双轨理论（the two-track theory），也就是将限制言论的政府规制措施区分为针对言论内容的规制和非针对言论内容的规制，依此分类可以采取严格程度不同的审查标准。与纳粹时代的法律实证主义相伴随的种族主义以及其他的骇人听闻的暴政，都促使战后的德国回到基督教的教义以及康德哲学，为整个战后的德国法秩序寻找一个伦理上的、道德上的价值基础。
与请求权体系思维以司法为中心不同，许多学者突出强调立法在填补基本权利规范和建构制度上的重要性。举例来说，对于南京副教授换妻案，可以运用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限制——限制的合宪性论证的体系框架，分析该案判决的合宪性[110]。这方面的例子是，美国最高法院曾试图对工作时间和最低工资发表意见，但这种判决根本无法应对现实变迁这一历史性因素，反而限制了立法机关对劳动者的更好保护。如何理解这一条款，中国宪法学界基本上有三种观点：（1）权利义务一致性。
（参见陈征：《国家从事经济活动的宪法界限——以私营企业家的基本权利为视角》，《中国法学》2011年第1期。[64]萨维尼的学生普赫塔将萨维尼的整体观察法推向了极致，他运用形式逻辑的方法建立了一个抽象概念的金字塔，试图使用抽象的一般性的概念来构成一个法律概念的体系，并将所有的具体案件事实涵摄于这些抽象概念之下。
由此，整个民法就构成一个请求权基础的体系。按照此种思路，我们应可抽象出列于基本权利章内的基本权利和视同基本权利的权利[102]两个概念，并据此来填补和完善基本权利的体系，以回应现实中出现的各种某权入宪的呼声。
[47] 基本权利的教义学体系应该是一种基于现实可能性的多层次的整合。[18]（二）联邦宪法法院的回应与基本权利的膨胀在1956年杜里希教授提出价值与请求权体系的观点之后，联邦宪法法院迅速作出了回应，并开启了价值导向下的基本权利的体系化建构。
个人获得帮助主要依靠的是掌握财政权的立法机关根据社会经济条件在给付行政层面的生存照顾，请求权在此是缺乏有效性的。在这一抽象概念下，才可以对法人等组织可以享有何种权利、其享有权利与自然人享有权利的差异、公法人是否享有基本权利等进行法教义学上的建构。然而，这项工作对于中国宪法学而言是极为困难的。所谓稗贩，就是指比较法上的草率借鉴。
在此种功能体系思考下，基本权利的规范内涵的分析也就具备了统一性和逻辑一致性。[65] 参见[德]阿图尔?考夫曼 温弗里德?哈斯默尔主编：《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62页。
在他看来法学应该不断地从法秩序的整体、其内在的意义关联中发展新知，借此清晰展示作为一种意义脉络的法秩序的整体。同为司法性的权利救济，则借鉴此种请求权体系的思维方式就至为自然。
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除了这些个别限制条款所规定的限制目的和限制方式外，是否还可适用第51条来限制宗教信仰自由、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以及监督权？在笔者看来，个别限制条款的存在，已经排除了宪法第51条适用的可能性。[44]无论是对基本权利的限制还是形成的立法，都是基本权利的实现所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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